缅怀桑梓话惜时(历史故事）

--从清末到抗日中期的回忆

　　张富忱

　　我是本县张学武庄人。现年七十九岁，清光绪年间生人。我离开家乡已四十多年了。可是，昔时家乡的一些事情，还不时地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现将经常回忆起的情况，简要记述如下。

　　一、幼小心灵上萌起反封建压迫思想

　　我一九0三年生于一个足衣足食的农村小康家庭中。家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我五口人。祖父经常去外地经商，父亲在家读书种田。祖母和母亲是耕读人家出身，对教育子女颇有方法，幼时我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 　　我村一百多户人家，大都能够顾及吃穿。地主有十三、四户，赤贫的户还没有。全村除一户姓赵的，还有一户姓张的和我们同姓不同宗外，其余都是同姓一个张字，宗族观念很深。 　　姓张的虽然都是一个祖宗，但阶级压迫，地主欺压中农还是很历害的。我家就是被欺压的一户。在祖父、祖母逝世以后，这种压迫更厉害了。例如我们始祖坟茔中的碑碣，年久失修，.需要另立一块。但新多的碑碣上，刻的都是地主近族的名字。他们企图独占祖茔的松柏树。这片坟树，当时约值现大洋三、四万元。这是张家全族的公产。由于我家无力和他们抗衡，父亲暗生闷气，悲愤至极，竟得了气鼓症。临死还老念叨族产不能让他们独占。这个惨痛的悲剧，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我时刻不忘报父之仇，这是我反封建压迫思想的萌芽。 　　二、“铁血会”影响我向往革命 　　村中，我有个族兄，叫张近英，字仙舟。约在一九一0年，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据说，这个学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打倒满清的一个北方革命机关。张近英是当时同盟会的积极分子，是该会负责人之一。他不断来往于天津、北京、保定、河间、宁津等地之间，秘密运输军火，图谋武装起义。在家乡组织了铁血会。我知道的参加者有附近的赵华清、李安民等人。 　　他们在宁津本乡，宣传革命道理，密谋杀掉满清宁津县县官。县官曾两次派马队包围我村，捉拿张近英，但终未捕获。后来，又悬偿五百吊钱通缉他。于是，张近英成为“乱臣贼子”，被认为是造反的强盗。村人畏之如虎，特别是地主和一些封建乡绅老顽固，他们与县官勾结，想方设法铲除张近英。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倒台，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近英又回到老家张学武庄。他一到家，就召集了铁血会员千余人，在张学武庄开“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同乐大会”。到处悬灯结彩，标语满墙。他由保定带回许多的五色小旗，分给群众。用三张桌子罗起来当讲台，他上去讲演。台旁边埋上大沙篙，在顶尖挂上五色旗，并绑上灯笼。还带来戏匣子，大唱洋戏。到会的人，大吃大喝，大闹大唱，三天三夜，热闹非常。 　　张近英在家乡兴办新政，如设立学堂，领着学生唱革命歌曲。他号召老百姓剪发，女人放足。他自己首先把辫子剪去，又动员他二女儿带头放了足。 　　他的这些革新活动，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有些人赞成这些新政，而由于受封建的毒害很深，一时不敢大胆执行，如有的人虽然剪了辫子，却又把辫子缝在一顶帽子边上，如用着时，就把带辫子的帽子往头上一戴，外人看来还是和有辫子一样。有的人对新政感到很新鲜，就编出了一首打油诗: 　　化钱没有眼儿，抽烟没有杆儿； 　　穿鞋没有脸，梳头没有簪儿。 　　还有一些老封建、老顽固，对新政表示反感，编出一种顺口溜，如: 　　头顶一吊六(言礼帽的价值)， 　　上下一身瘦(言讥不穿长袍大褂而穿中山服)， 　　远看是外国人， 　　近看是本地做(方言音奏)。 　　用以诬蔑铁血会的进步人士。有的则直接拥满清，反民国，如说:“五色旗没有边，中华民国闹不几天。” 　　当时，在我们村到处听到老年人和青年人抬杠、打嘴仗。一边赞成民国，一边拥戴满清。反动家伙们骂孙文、黄兴不是东西，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等等。 　　上述革新与拥旧的斗争，影响着我小小的心灵。那时，我已能辨别好坏。我同情张近英的行动和演说，而对那些老胡子的谈话是不高兴的。我看到张近英从外边捎来不少新鲜东西，如洋刀、洋枪、洋帽、洋戏、标木、画片等，这些新东西，开阔了我的眼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同时在我脑海中播上了向往革命的种子。 　　三、参加“救国十人团” 　　组织“旅津同乡会” 　　我幼时在家中上了一年的私塾，五年多的学堂。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我十三岁，为了生活，由父亲的朋友介绍，从家去天津卫，在北马路北门西双顺成东洋杂货庄内学生意。学生意的时侯，兢兢业业，恐怕砸了饭碗，因而忍受委曲、艰苦和侮辱，总算三年学满了，每月挣上一元钱的薪金，开始向家寄钱了。 　　民国八年，即一九一九年，北京暴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天津的学生起来响应，好几千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手持小旗，高呼“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曹汝林、章宗祥、陆宗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铲除好商！’等口号。学生们在大街小巷到处演说。我偷偷地听了，很受感动。 　　看了学生的游行，听了学生的演讲，我想:日本灭亡中国，中国的外交官图钱卖国。卖日本货就是害国家，害自已。亡了国，还不是像高丽一样，十户用一把切菜刀。我们店里专卖日本货，岂不是奸商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为爱国要紧，爱国是好事。经人介绍，秘密参加了爱国组织‘救国十人团”。由于执行在本店破坏任务，被经理发觉而辞退出号。 　　我被辞出东洋杂货庄后，即在救国十八团总代表宋则久的指导下，每天贩卖爱国报纸，以赚钱解决吃饭问题。这时，使我有机会和各界爱国人士，如南开中学的马千里、时子周、周恩来、马俊、于甫周等，天津女师的邓颖超、刘清扬等，有了接触。因此，自己的见闻逐渐开阔，知识日益增加，爱国热情日渐增高。 　　民国九年，即一九二0年一月一日，宋则久先生介绍我到“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工作。说的是半师半友，就是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当时，宋是这个所的总经理。全所职工共有一百二十余人，一般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上，其中有不少的人是高中和大学程度。所内组织的有剧团，英、日语班，商业学术研究班，广告设计部，唱诗班，武术球类班等，是一个各科的实验学校。我在该所担任广告设计、社会交际和走街卖货，即把由上海运到的整批国货，原箱批发给洋广杂货庄或外地的客商。 　　我自从到国货售品所以后，在宋则久先生直接领导下，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文化程度，学会了一些技术，丰富了各种知识。 　　当时，我参加了各种的爱国运动，情绪很高，胆量也大，曾组织过“中华青年坚决救国团”，捣毁天津河北公园后身直隶省议会的会场。因此反动军阀曹琨曾悬赏千元通缉我。 　　为了带动宁津在天津的同乡共同参加爱国活动，与宁津旅津的进步人士，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共同组织了“宁津旅津同乡会”。会址在天津北门里小营门口柴胡店线店的派出单位天盛栈内。建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加强团结，兴利除弊，为民除害。积极参加的人有：段文楼、李胜桥、孟振华、张清海、贾东山、高景安和我。同乡会成立以后，为了方便，一些负责人多集中在东门外南斜街北口昆德玉古玩店聚会。因为该店经理是同乡会的积极分子张清海。 　　四、“宁津旅津同乡会”的几件事 　　“宁津旅津同乡会”自从成立以来，作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第一件事:保释被捕代表。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天津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主义运动蓬勃展开。这种爱国行动，受到反动当局的弹压，周恩来、马俊等二十六名革命者被反动当局逮捕，投入狱中。宁津旅津同乡会积极进行声援和营救。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带动下，有天津海员工会、天津商会等二十六个爱国革命组织，组成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宁津旅津同乡会是二十六个爱国革命组织之一。各个单位联名签字盖章，向反动当局具保，要求释放全部被捕代表。在群众的声势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代表。 　　第二件事：驱走贪官污吏 　　当时我县旧县政府的宫吏，对人民欺压成性，横征暴敛，贪赃枉法，鱼肉老百姓。宁津旅津同乡会，协助本县人民，用联名控告的方法，对那些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进行告发，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前后共把当时的宁津县官袁春台、舒龙奎，县大队长向长祥，劣绅邢安全等十余人赶下了台，为宁津县的人民除了害。 　　第三件事：铲除恶霸豪绅。 　　宁津旅津同乡会，向来嫉恶如仇。对本县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欺压人民的坏人，一向站在人民一边，协助人民铲除一些恶霸和地头蛇之类的人物。如同乡会会员张清海之弟张清河，在家被本县张县庄恶霸张慕臣、国民党县政府张头(绰号)杀害。张头依靠其本族国议员---曹琨贿选的猪仔议员张书元的势力，掌握了宁津县班房的权力，到处横行，无恶不作。老百姓无人敢惹，怨声载道，民愤极大。张清海为报杀弟之仇，忍无可忍，乃求援到同乡会。同乡会即搜集了张头的罪状，积告他的案卷在一起，有一尺多高。于是，由同乡会联名上告直隶镇守使王维成处。他受理了这个案件，即把张头押解来天津营务处下狱。国议员张书元曾找到直隶省长王承斌保释，但由于张头的民愤太大，王未敢允许。后来听说，张头被处死刑。全县人民听到消息，无不拍手称快。 　　第四件事:解救人民困难。 　　宁津旅津同乡会，对本县人民在天津遇到的困难，进行帮助和解救。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系一团长李桂林是宁津县李家桥人，因作战被直系曹英部队所俘，将要被杀。同乡会知道了这个消息，即联名具保，要求释放。李桂林出狱后，对同乡会很是感激。自愿捐款，在天津办一所宁津旅津子弟小学。后该人回到奉天，不久就当上了长春镇守使。又如宁津一个青年，在天津的一个街边给各户挑水维持生活。有一天为一户挑水，因上楼不慎摔死。死后无人过问。同乡会得知后，即出头与东道主交涉，同乡会集资买棺入殓，把他葬埋。他的家属对同乡会的义举，非常感激。 　　五、成立“张学武庄村治协会” 　　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方振武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我随方至安徽，被委任为兵工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任设计工程科科长，军衔是上校。负责建立安徽省革命先烈纪念公园。工程甚为浩大。忽接密电言称，方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汤山，叫我和一些人速离此地。我即潜回宁津县故乡。 　　我回老家后，不料本县的坏蛋知道了我的情况，企图谋害我。邻村段庄、水郡庄的地主们，对我进行威吓，写黑信，诬我为“四大恶”、“张疯子”。我依靠县内的进步分子、共产党员(秘密)王臣荣同志，以及王其温、盖津源、荣玉轩、李茂林、于岗同、张策平、张近祯等人的保护，没有受到大的危害。 　　我在村中，放下了自高自大的架子。在乡随乡，穿起粗布衣，吃起家常饭，抗起锄头，挑起水桶，变成乡下人。每日和群众一块干活，一齐休息。有人来求，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马上告诉人家，说声:对不起，实在办不到，没有力量解决，请原谅。这套办法，实行了三个月，与本村的群众关系搞好了。村中人都说:‘富忱现在变化了，比以前老邦了。 　　我村的群众，由于受过革命先躯张近英精神的影响，以及我在村中曾组织过‘时代家庭职业社”，向群众进行过革命宣传教育，多数人是倾向进步的。 　　我受到毛主席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的影响，因我在湖南工作过，和参观过阎锡山在山西组织的‘洗新会’，结合我村的具体情况，决心在我村办一个乡村自治村。这样，可以争取进步分子对自己进一步了解，以打破坏分子对自已的包围，更可以团结群众，建设三民主义模范村。意为使大多数贫苦农民得到解救，实现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的理想。 　　于是，在本村提出创立‘自治村”的建议，开始作宣传。我向大家宣传说:“我村有一百多户。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选贤任能，兴利除弊。有事大家商量，人多主意多，众人是圣人。继承本村先进人物张近英先生创办铁血会的革命精神，依照三民主义的原则，一年的功夫，就可改变我们村中的面儿，.我还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出主意，出办法，都可以。我愿意出钱，制办东西。” 　　经过半个多月的宣传鼓动，已经家喻户晓了。多数人说:“只要大家愿意干，咱绝对随着，跟多数人走。这样作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出点钱，出点力算啥！比不学好---吃、喝、赌强多了。再说人家富忱是经过大事的人，不会教人学坏，把本村往瞎道上领……” 　　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0年阳历年，召开了全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治理本村的意见。结果，产生了一个“张学武庄村治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作了很多工作，主要的是对全村各方面进行调查统计，如对全村的土地、人口，男女人数，牲畜、车辆外出人口，甚而全村有多少秀才，都作了统计，有了具体数字。又开展国民教育，把小学男生班，改为中山小学，女生上课没有教室，就扒了庙，砸了神，让女生上课。又组织了青年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成立中山通俗教育处。处中设有留声机、唱片、图书报纸，内有专人讲报。还设有科学图片、动植物挂图、电瓶收音机等文娱品。有时还请进步人士讲课，诗文艺人才说书、讲故事等。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站。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于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的清明节，召开了村选大会。事前，除函请县党部及县各机关派代表参加指导外，并函请周围十里以内的小学男女师生参加.同时，中山通俗教育处，办了一个“兴革展览会”，布置了领袖、先烈的照片，革命历史图片、全国各省大小报纸五十种，兵器教育挂图、卫生图表、各国国旗、地图，以及留声机、风琴等音乐器具。还摆上革命书籍、宣传小册子，石印彩色画报等五百多件。这些材料的来源，有我保存的、征集的、购买的、借用的。比城内民众教育馆的材料还丰富。斯日，本村中山小学的男女生八十余人，一律着土布新学生服，佩花，在村外各处，迎接来宾。全村男女老少，一律穿上新衣服，胸前佩带筹备处发给的红色职务布条，各个均有分工。青年自卫队四十名，一律着黄色军装，每人大枪一枝，子弹百发，还有短枪、手榴弹。斜纹布军装是我在方振武部时征集的，武器是借的。自卫队员们的步法整齐，壮严威武，分组巡逻放哨。 　　这天，天气睛朗，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真是大好时光。村中到处贴着各色标语。内容是:“建设自由幸福新农村！;”“实行民权，打倒贪污！”“自已的事情，自己管理!”等等。各户门口插有标语旗。村内响起不同歌声，还有鼓掌声、军号声。外村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头、小孩、老太太，熙熙攘攘，涌入村中，足有三千多人。 　　上午九时，振铃开会了。报告、讲话，照相、投票。事前准备好的票，每户一张，全村共一百一十四户，发票一百一十四张。每户选十五人。要选本人赞成的人。把票投入用肥皂箱糊好的票箱中。经过开箱、唱票、算票，结果计张吉庆先生得票一百零二张，八十票以上的当选。被选出的十五人，组成了‘张学武庄村治协会’，公推张吉庆为委员长。我得八十五票，是十四名委员之一。 　　在村治协会的领导下，加强教育，提高本村大众的文化水平增加生产，扫除不良恶习。从此全村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好事难成，谣言又来了。说什么“公开宣传赤化！”“张疯子在村中实行共产了！”等等。邻村水郡庄大地主向他家在南京作官的审计院院长王培元写信，问国民政府是否有农村自治这样的法令?他们有点害怕了。 　　我村的“村治”，通过同情我的《宁津公报》主编于岗同给宣传出去，对全县八百三十个村庄震动很大，有的开始模仿了。他们先从设立学校，改革教育入手，逐渐地向自治村的道路迈进。 　　这时，河北省民政厅一个叫刘绍先的政务视察员，四川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来宁津视察农村自治。此时，河北省主席是商震，民政厅长是孙焕仑。刘在宁津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刘视察员要到我村视察。刘到后，我们举行了欢迎会，领他参观了各种设施，向他汇报了一切情况。他看到村人精神焕发，情绪高涨，各处安排得很好，肯定了我们的作法。他在欢迎会上指出，只有这样做，才符合政府的要求。 　　不久，“村治”已能单独活动，我去天津同乡会修养。突然接到宁津县政府的一封挂号信，信内大意是: 　　“富忱先生: 　　本府奉河北省政府命令， 　　民字第XX号，内开:兹据 　　本厅政务视察员刘绍先呈报， 　　视察宁津自治推行情况……。 　　只有张学武庄.......。该村之 　　设施，不但能做全县示范， 　　酌情可运用于全省。该村之 　　所以能有如此创举，乃有张 　　富忱其人......。以视察员之 　　意见，为奖励该村继续努力， 　　应指定张学武庄为模范村。 　　奖励张富忱以“热心乡治” 　　额匾一方。经本厅审查认为 　　可行，除指令与匾额附发外， 　　详情刊于河北省公报第XX 　　期。仰该县长转发张学武庄 　　村治协会为要。谨将上奉意 　　旨，转告贵会，请希查照， 　　函复为荷！此致.......。”云云。 　　宁津同乡会亦见到《宁津公报》上登出了这个消息，及指令全文，并刊登了一个广告启事，要组织庆祝模范村张学武庄筹备会，列名的有三十多人，其中反对我们的家伙们还写在前几名。当时我很冷静，坚决拒绝了庆祝会的倡议。从此，宁津县的风习大有好转，那些坏人也装好人了。 　　六、百灵庙献旗 　　何应钦与梅津签订了塘沽协定以后，付作义在西北大青山同汉奸德王李守仪打了起来。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到延安，站住了脚。蒋介石坐着飞机东跑西奔。日本人到处测绘地形。华北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听到付作义军克服百灵庙的消息，这是空前大捷。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全国沸腾。宁津旅津同乡会，联合本县三十万人民，为了鼓舞士气，发起向付作义军献旗的创举。旗由筹委会交我设计。经过专门研究后，用最高级的红缎子，仿湘绣，绣了“醒狮”怒吼黑色图案画，象征全民怒吼，决心向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意思。反面绣有“国魂”两个大字。上款写着“献给为民族解放奋斗的付军长和全体将士”，下款是“河北省宁津县三十万人民敬献”。并印制了五万张抗日宣传传单，捐助了一部款子，由《大公报》代交。公推我到前线献旗。 　　时值隆冬季节。我由天津动身，秘密经过北平、张家口，到了绥远。途中发生了“双十二”事件。前线付军，闻迅痛苦不已。我在百灵庙也弄不清怎么回事。日本报纸出了号外，写着蒋介石死于张、杨乱军枪下，汪精卫匆忙由德国回国。事情真假难分。 　　在百灵庙举行完献旗仪式，我立即乘车返回。途经大青山武川县，进入绥远省境内，发现有的地方挂着青天白日旗。同车的人，有各省市和南洋华侨的代表，就听到一位牺盟会的同志说:“还不到阳历年就挂国旗，可能国内局势有好转。”同车的人都希望这句话成为现实。 　　汽车到了一个村庄。只见一堆人在那里笑容满面的讲论，说是挂旗是因为蒋大帅回到了洛阳。全车的人狂欢起来，都说:“中华民族有希望了!”“咱们没有白来” 　　回到天津，向同乡会报告了献旗经过，展览了我带回来的德王与敌人通情报的文件和日本造的破炮弹皮的照片，就回到老家来了。 　　旧历年到了，借亲友贺年的机会，向他们报告了国内大局、形势变化和付军克服百灵庙，以及我献旗的经过。正月二十日，学校开学了，我轮流到各学校作报告。师生们听了以后，在胸中燃起了抗日怒火，个个磨拳擦掌，都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贡献力量。 　　天津《大公报》登载了驻绥远特派员范长江发来的电讯，内有宁津县三十万人民献旗的消息，并附有旗帜的照片。结果，各省的大小报纸都进行转载，中央电台还广播了两次。因此，对全国影响很大。以后，献旗的、献剑的都来了。国内形势，日渐开展，大家的心愿集中到一点，就是团结起来抗日。 　　七、创建“中国抗日铁血团” 　　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号召全面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掀起空前的抗日热潮，各地的抗日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在这种形势影响下，我在宁津县集合了一些进步人士，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并与盘山县的抗日救国会取得了联系。主要是宣传鼓动爱国抗日热情，限制仇贷，入境清查消毒。 　　华北形势越来越紧，日本兵不断在天津各地打靶，二十九军也在打靶，战事一触即发。果然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宛平县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全民抗日的大幕已完全拉开。抗日空气高涨，八路军有信东来，人民都在殷切盼望着。 　　检查我们抗日救国会的成分，非常复杂，内部发生难以解决的矛盾。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把抗日救国会彻底改组。于是，以真正爱国进步同志为中心，四处发动本县知识青年及正义人士，不问其何党何派，只要同情抗日，就欢迎参加。经过半年的努力，团结了比较坚定的同志一百六十多人，于一九三八年“五四”青年节，正式改组抗日救国会为中国抗日铁血团。领导机关组织成员姓名如下： 　　团长张富忱副团长张维舟 　　秘书长于岗同政治主任古宝德 　　参谋长王树芬特务大队长张宝栗 　　特务大队副李玉福秘书主任李宝廉 　　政治副主任徐砚海 　　办事处主任刘玉棠 　　参谋处主任李静 　　妇女部主任张近敏 　　工程队队长刘克镶 　　军需长张胜泉 　　团的武装力量，特务大队有一百人枪，招收土匪张立(外号老寿星)编为游击第一队，有五十人枪；杜文成为游击第二队，有五十人枪。另外，有政治工作队，本县各区有地下秘密团员一百余人。我们也有些虚张声势，外边也不知道“铁血团”有多少人和枪。 　　国民党的军队与日军作战，一触即溃，或不战而逃。无数的溃军，窜来我县，到处皆是。这对解决我们的枪支弹药问题帮了大忙。从溃军的手中，我们通过武力、劝说和收买各种方法，得到几批枪支弹药，内有几挺机枪。这就壮大了我们的实力。 　　“铁血团”很重视群众工作，加强群众的联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铁血团“的领导干部，在各方面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互相监督，团结谨慎，纪律严明。对严重违犯纪律的人，处以严刑。因此，大得人心，到处受到群众帮助和爱护。“铁血团”宣传队有一位说书的李文同志，专门作群众工作，艺术牲很强，收效很大。 　　在抗日救国会时代，我们即与盐山的抗日救国军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到了一九三八年，盐山抗日救国军改编为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四周被顽军包围，在冀鲁边区感到孤立。我们铁血团坚决与抗日的三十一游击支队站在一起，进退相共，互相支援，团结作战，与顽军刘雁臣、刘景良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七，七”事变一周年，我们在南皮县董村召开了抗日纪念大会。有数千人参加。“铁血团”画报、标语格外多。七月下旬，八路军五团曾国华团长及永兴支队到达乐陵。七月二十一日，三十一游击支队在抗日“铁血团”‘的配合下，进占宁津城内。铁血团带上八路军的符号。此战捉获伪县长张柏荣，伪大队长张立志，伪商会长张中斋，秘书车俭如，伪公安局长战子久，伪建设局长王铁阜，还有与敌伪联系的特务王宝轩等七人，即所谓七大汉奸，一网打尽。七大汉奸押送到乐陵中心县，除战子久、王铁阜、车俭如判罪外，余皆枪决。 　　宁津县解放后，建立起第一个抗日县政府。初任县长是季毓贞同志，“动委会”主任是李青同志。 　　八、“铁血团”改编为八路军 　　为了加强抗日力量，一切为着团结抗日，驱逐日寇出中国。我认为群众团体半军事的组织，终必妨害整个革命抗日大计。我们又没有坚持军阀武装割据和私保武装的野心，从民族利益着想，从整个抗战大计着想，为了祖国的前途，必须大公无私，放弃私见，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因此，我决心要求八路军改组抗日铁血团为正规军。、 　　我向全团说明了我的意图，经过大家几次审慎研究，绝大多数的人同意我的意见。但有少数人，认为“自己有武装，何必投靠别人”。土匪老寿星乘机率部逃走，打算依靠顽军孙大肚子。我们急电南皮董村三十一游击支队，将该部消灭，老寿星被当场击毙。 　　本团改组事宜，由我和八路军代表马国瑞同志面商。津浦支队的孙继先同志和潘政委也到达了宁津。经电请一一五师师部批准，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中国抗日铁血团正式改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我被任命为大队长。政工人员李宝廉等人留到部队，其他人有的分配到地方工作。从此以后，“铁血团”便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式八路军，开始了新的生活。 　　后来，我调到永兴、平绥二支队作政治宣传工作。在宁津、乐陵工作了一个时期，又转战到鲁西、冀鲁豫边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敌人，也克服了许多的艰难险阻。“铁血团”有半数的老同志，为了民族，为了祖国，为了党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对关心、帮助我的同志们，及我的入党介绍人王玉俊、王辉球、姜思毅等同志表示感谢，对敬爱的伟大的党表示感谢。

　　(吕秉德、刘俊良整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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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一个县的报告（一）

宁津文史

敌后一个县的报告（二）

宁津文史

敌后一个县的报告（三）

宁津文史

敌后一个县的报告（四）

宁津文史

冀鲁边区抗日文化的回忆片段

宁津文史

宁津童谣(民间传说）

宁津文史

李知县私访(民间传说）

宁津文史

宁津县大曹镇立春习俗

关于宁津北部发展的思考

给长官镇曹塘村“榆园”正名

宁津县主要村庄地名考（按乡镇汇总）

宁津四百四十四个村找到了始建移民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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