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繁荣的商贸经济

德州“居运道之北”，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要冲之区”和“控制齐鲁、京津咽喉”的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和鲁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繁盛商贸经济，出现了“巨艘列河干，官商舶鳞集”“麻拥于州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这样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玉帛碧碗堆如山。”到明永乐年间，德州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九达之衢，商贾集都会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德州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个州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大商业城市之一。《明史·食货志·商税》载：“由于国库亏空，朝廷下令‘于京省商贾凑集，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田凡五倍’。”这种商贾凑集的大城市共33个。另据《大明会典·钞法》载：“宣德四年，令顺天、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共三十三个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五倍，候钞法通行止。”由此，足见德州商贸业的发达繁荣程度及在全国城市中的位次。在商贸业的刺激和带动下，德州的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明《万历会典》卷21和《明会要》卷56载：“明永乐九年（年）移州治于卫城内，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南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中心角以北为旧线市，南门外以西为新线市，盖四方商旅之至者重矣。”到明万历四十年（年），在浮桥口形成了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清代德州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乾隆年间，城内外已有街巷60余条、市场9个、商号余家、手工业作坊多家。德州市场上转运贩销的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杂货、草编品、烟草、药材等等，粮食、杂货（包括纸张、江米、食糖、香烛、海味、锡箔等）大都经过运河贩运而来，并随漕运兴旺了多年。本地所产棉花、烟草和草编凉帽外销商品，主要供应京津、河南、河北等地，其中尤以凉帽销路最为广远，除满足京师需求外，还能够售往川藏、云贵高原；“瑞兴号”生产的水、旱烟，畅销济南、天津；“颐寿堂”生产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天津、北京。另外，由于德州为水陆要冲，南北往来的官船、贾舶和各色人等川流不息，使德州的服务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当时……西关米市、小锅市的居民以及北营的回民，几乎家家户户打锅饼、烙麻酱烧饼，或烧羊肉，到处摆摊售卖”。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食品加工业中的佼佼者，其产品“驰名中外”“味压南北”，有神州一奇之美称；“延寿堂”配制的回生再造丸，深受群众欢迎；起源于龙山文化的“黑陶”，至今仍为赠送国内外友人的贵重礼品；还有竹木器、铜铁器、纺织、酿酒、烘炉等各业蓬勃兴起，都富有运河文化的特征。在农业方面，棉花、瓜果等成为德州商品农业的大宗。栽培历史悠久，素享盛名的德州西瓜，誉振“京津沪”，历久不衰。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又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清代中后期，德州一带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商品流通和内河运输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清宣统三年（年）德州区域全图年的德州火车站兴旺发达的集市庙会集市与庙会，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农村市场的主要形式。明清时期，更成为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中最基层的网结。正是由于农村集市和庙会的存在与发展，才使得各级市场有了广泛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德州运河区域的农村集市与庙会，在明清时期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成为这一区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日益完善的重要表征。德县地图（摘自年《德县志》）德州城郭图（摘自乾隆五十三年版《德州志》卷五）德州运河区域集市的兴旺始于明代中叶。明初，鲁西北平原值数百年战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稀少，统治者除在此设德州正卫、德州左卫进行漕运和开垦荒地外，多次由山西、直隶以及本省胶东的登、莱二府迁民以实。到明代中期，德州民户逐渐繁衍，经济开始复苏，集市的勃兴也随之而来。到清代中叶后期，夏津县的乡村集市已发展到30个，恩县46个。而德州因“濒临运河，商业繁盛，南门外各街每日一市，百货云集，故不另立集市”，乡村集市达70余个。据乾隆五十三年（年）《德州志》记载，在德州城内外设有棉花、绵绸、线子、陶瓷和粮、柴、草、菜、锅、筐以及牛猪羊、鸡鸭鹅兔等集贸市场。绵绸市“每逢三八日，货卖者俱馆陶、南宫、堂邑人，日出时咸集于此，不下千余匹”；线子市“凡女红所需，每日辰刻线而至者约一二千斤”；马市“日集数百匹”；猪市“日集千余口”；棉花市“在上码头，日上数万斤”。除乡村设有17个会场外，“则在城外柴市街之药王庙有五月会，自四月二十八日起，约六七日”，“城内旧为城隍庙，有腊月会，全月。自改为市场等于全年有会矣”。所以，在明清时期，德州运河区域乡村集市的发展，在全省中是最为迅速的，而这样的发展速度，无疑是得力于运河漕运和商品流通的便利。除了农村集市外，明清时期农村市场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易形式——庙会。庙会多设在寺庙前，因而往往因该寺庙所供奉之神而称某某庙会，如娘娘庙会、关帝庙会等等。庙会最早是一种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后来则增加了商品贸易功能，即民间集市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越来越重要，因而庙会是一种变相的农村集市，是乡村集市之外的又一农村市场形式。明清时期，德州运河区域是民间庙会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州城内有庙、寺、观、庵、祠、宫、楼、坛、驿等70多处，大小牌坊50多座，官署衙门72所。据乾隆五十三年（年）《德州志》记载：德州“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城内“城隍庙有腊月会，全月”，城外“柴市街之药王庙有五月会，自四月二十八日起，约六七日”。城东南有耿家庙会，城东有华家庙会，城西北十八华里有留智庙会，俗称“奶奶庙会”。每年农历四月，商贾云集，除来自东至惠民，西至束鹿、辛集，南至临清，北至河间、沧县的商人进行物资交流外，还设有戏棚、“朝山进香”的香会茶棚，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职业乞丐和种类繁多的封建迷信活动，在鲁西北、冀东南可称得上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庙会。夏津县多处设庙会，东关有娘娘庙，每年四月十八日为娘娘诞辰，“四方男女焚香，商贾亦为之云集”；县城东35里处，有大云寺，为鲁西名刹，“每年正月、十月望日，商民廪集贸易，百货萃止不减都会”；县城西南还有地藏寺，每岁正月二十五日，十月初五日聚会焚香，百货亦通。德州城墙北门

商业社区的布局拓展德州，在明初，它只是隶属于济南府的一个一般散州，于明洪武三十年（年）建于运河东岸，城墙的周长也不过十里，除东西南北各开一城门外，还在城西北角开一小西门，是北方较为特殊的一个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南街归德州左卫管辖，北街归德州正卫管辖，城里居住的全是军户，是一个军事城市。明永乐年间，这里成为水陆交通要道，过往船只川流不息，商贾游民纷至沓来。为增加城市人口，丰富人们的经济生活，统治者乃“招集商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另有马市、羊市、米市、柴市、绸缎市、旧线市、新线市、小锅市等，形成了与政治军事社区分离的商业社区。明正德六年（年），刘六、刘七起义兵及德州、夏津，攻陷武城，为保护“商贾之列肆于外者”，德州知州宁河、守备桂勇命妇女居城内，丁壮在关厢筑罗城以卫之。后来，商贾列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明嘉靖年间，商业社区扩至城西门外的大小竹竿巷，并成为繁华的街市。另外，这里还有鱼市、菜市，南门外也形成果市，商业区扩展到了城外。竹竿巷店面在德州运河区域，不管是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还是新兴的商业城镇，其商业社区的街巷布局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商业街靠近运河并有大道直通运河码头。当时，德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除城内喧哗角外，一在北厂街，二在桥口街。北厂系漕运装卸码头之地；桥口系九省御路必经之路，处在“九达天衢”路口，来往士绅官宦甚多。北厂、桥口先后又是“湖关”（即税卡，清初在北厂，后迁至桥口）所在地，来往船只都在此验货交税，补充粮食及日用必需品。加上运粮漕船、进京官船，来往的客、货船，以及所有的仕宦绅商在人马过河到德州时都要停泊等候。每天日日夜夜，小贩叫卖声和船工号子声不绝于耳。因此，殷实的商店多集中在北厂和桥口街，成为德州的商业中心。二是同行业的店铺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形成按行业划分街巷的格局。德州最繁盛的商业区多集中在旧城南门和西门外，南门外原有街巷9条，至清末增加到18条，西门外原有街巷13条，清末增加到25条。从街巷的名称看，旧城内街巷多以官署、庙宇、家族姓氏等命名，如尉署街、户部后街、州署街、卫署街、马道街、馆驿前街、东公廨、西公廨、校场口街、预备仓街、大寺街、二郎庙街、城隍庙街、马神庙街、扛夫厂街、石头牌坊街、卢家街、封家街、王家角街等等，而旧城外的商业区则多以商业以及手工业为名的街巷，如柴市街、枣市街、羊市街、线市街、马市街、盐店口街、剪子股街、米市街、大竹竿巷、小竹竿巷、小锅市街等等。最能体现德州运河区域居民风貌的当属竹竿巷以及与之相连的水馆驿和小竹竿巷等几条街道上的建筑群。这些商业居民建筑，都具有顺天然、亲人和朴素无华的个性特征，门户开敝、分区自由的空间结构，结构紧凑、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它虽没有北方四合院的矜持，也没有江南粉壁飞檐的轻柔，却又摘取了北方建筑的几分稳重和南方建筑的几分灵巧，从而形成了德州城镇的文化特色。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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